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人类社会发展史，就是一部不断战胜各种挑战和困难的历史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提醒我们：瘟疫一直是人类文明的同行者。历史上的重大瘟疫每每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冲击人类文明，重塑社会秩序，催生技术革命，成为推动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的“加速器”和“孵化器”。

哀鸿遍野的人类悲歌

历史上的重大瘟疫大体遵循“疫病暴发—杀死宿主—病毒弱化—病死率逐渐下降”的模式，最终形成人类与病毒的相互适应和长期共存。在生产力水平较低、生存资料有限的漫长年代里，瘟疫是大自然对人类的自然淘汰，也是实现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残酷方式。

历史上死于瘟疫的人口远多于战争。天花流行的三千年间共造成约3亿人死亡，1918—1919年西班牙流感导致超过5000万人死亡，中世纪黑死病造成全球7500万人、欧洲4000万人死亡。我国东汉末年的大瘟疫使全国人口在百余年间由5000多万减少至1600多万。瘟疫始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隐患。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，人类仍然面临出现跨物种屏障的新重组病毒的威胁，新的疫病大流行几乎无法避免，但又无法预测何时发生。时至今日，全球每年死亡人口中，约有1/4死于各类传染性疾病。

浴火重生的文明进程

在几千年人类文明的兴衰史上，瘟疫留下的印迹清晰可见，诸多古老文明因疫情而没落。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大瘟疫使古希腊“黄金时代”黯然落幕，霸权交由斯巴达人掌控。公元4世纪末的查士丁尼瘟疫使得东罗马帝国复兴之路无以为继，走向衰落。14世纪中后期暴发的黑死病令欧洲文明陷入黑暗，“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”。16世纪初的天花等疫病几乎毁灭了美洲玛雅、阿兹特克和印加三大文明，印第安人不得不屈从于殖民者统治。埃及、巴比伦等古文明衰亡背后都有瘟疫投下的阴影。

另一方面，瘟疫也以破坏性方式为新的文明兴起创造了条件。公元6世纪，查士丁尼鼠疫重挫欧洲，为盎格鲁-撒克逊人扩张形成近代英格兰民族洞开方便之门，盎格鲁-撒克逊文明得以蓬勃发展，最终成为西方主导文明。中东的游牧部族在黑死病盛行之时建立阿拉伯帝国，拉开了阿拉伯-伊斯兰文明的大幕。

瘟疫助推宗教兴起，激发哲学思辨。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之时也是古印度麻风病猖獗之际。基督教的发展、壮大乃至神权动摇的历史过程都伴随着瘟疫。黑死病触发欧洲人文主义思潮，为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奠定思想基础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，欧洲哲学界和思想界掀起了一轮关于自由、安全、政府权力边界等的激烈辩论。

瘟疫丰富了文艺创作素材。瘟疫被反复写入诗书之中。我国汉乐府《古步出夏门行》中写道：“白骨覆，疫疠流行”。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、加缪的《鼠疫》、马尔克斯的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等名著均以瘟疫为背景。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不少艺术作品反映瘟疫时期的社会百态，米开朗琪罗、伦勃朗、提香等艺术家在创作的同时也在与瘟疫作斗争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，我国涌现出一批优秀诗歌、绘画、书法、舞蹈作品，弘扬中华民族直面灾难的大智大勇和不畏艰难的坚定信念，形成了意义特殊的“抗疫文艺”。

深度重塑的国际关系

瘟疫没有国界，不分种族，王公贵族亦难幸免。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、我国清朝顺治皇帝、英国女王玛丽二世、俄国沙皇彼得二世、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等均死于天花，瘟疫成为政权更迭、皇位争夺战或国内政治斗争的导火索。

瘟疫与战争是一对如影随形的“孪生兄弟”。全球化时代以前，战争征伐是瘟疫跨地域传播的重要方式，同时瘟疫也反过来改变战争的进程和走向。11世纪，罗马教皇东征的十字军因天花几近全军覆灭。14世纪，欧洲黑死病使蒙古金帐汗国的西扩步伐止于东欧。1812年，拿破仑征俄败北，与军中伤寒和痢疾横行有直接关系。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，一些国家经济停滞、民生艰难，政府对外挑起冲突争端、转嫁风险倾向上升。

瘟疫往往重塑国家力量对比，进而影响区域乃至世界格局。幸免于瘟疫或受冲击较小的国家赢得崛起机遇。1629年米兰大瘟疫帮助英国在欧洲三十年战争中胜出，英国成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大赢家，作为欧洲霸主开始崛起。1918年西班牙流感，加速了德国战败和一战终结，促使美国战略内顾和大国在战后加强“大国协调”，形成凡尔赛—华盛顿体系国际秩序。

向死而生的社会变革

瘟疫以其强传播率、高发病率和致死率，直接冲击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细胞——人与家庭，造成巨大破坏和震荡，诱发社会制度和体系的重构革新。大瘟疫中，经济凋敝、政治腐败、民粹主义、社会乱象经常叠加呈现。墨西哥服务业曾因2009年甲型H1N1流感遭受严重经济损失。雅典大瘟疫期间盗窃、谋杀、抢劫盛行，社会失序，人心失常。非洲埃博拉、艾滋病等传染疾病多发，与其经济社会落后、治理能力不足不无关联。新冠肺炎疫情阴云笼罩之下，极端思想甚嚣尘上，国家间相互推诿、以邻为壑做法层出不穷。

瘟疫对旧有制度摧枯拉朽，也推动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，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化。瘟疫导致的劳动力紧缺，促使古人通过各种手段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。“安东尼瘟疫”后，古罗马的农业开发和公共设施建设水平就超过了疫前。黑死病加速欧洲封建经济崩溃，松动了既有的土地、农奴制度，刺激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。欧洲借天花病毒征服美洲后，解决了原材料和土地供应问题，为工业革命积累了重要条件。新冠肺炎疫情催生出大量新产业新业态，带动形成全新技术和产业体系，加速第四次产业技术革命。

倒逼迸发的科技之光

瘟疫令人恐惧，也使人们体认到生命的脆弱，重新思考人生意义以及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。历史上，迷信、谣言、污名化等愚昧思想经常与瘟疫同时蔓延。只有当科学光芒穿透疾病肆虐的茫茫黑夜，人类在同瘟疫的斗争中才找到了强有力的武器。无情的瘟疫促使疫病防控治疗手段不断进步，现代公共卫生事业长足发展。细菌学、免疫学、城市供排水、垃圾处理、土地规划等专业学科和环保意识，以及抗生素、疫苗等重大发明等，都是人类抗击瘟疫的“战利品”。新冠肺炎疫情也让全世界重新审视中华医学文明的独特价值和作用。

国际卫生合作也应运而生。黑死病防治过程中掀起世界上“第一次卫生革命”。19世纪初的霍乱促成欧洲城市卫生和公共健康的立法实践。1851年首届国际卫生大会在法国召开，制订联合防控霍乱措施。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，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卫生治理合作。世界银行自1993年开始成为公共卫生领域最大的资金提供者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，已有190个经济体参与“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”，中国也通过加入这一计划积极支持新冠肺炎疫苗国际合作，“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”。特别是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我们将履行承诺，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和支持，努力让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、用得起的公共产品。”

恩格斯曾说：“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。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，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。”瘟疫是一柄高悬于顶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，时刻警示着人类对大自然保持应有的敬畏和谦恭。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，取得全球“战疫”的最终胜利任重道远。面对这场全人类共同的“大考”，需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、总结经验，坚持科学应对、团结合作，借抗击疫情探寻实现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新机遇，凝聚人类社会永远前行的不竭动力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所指出，“疫情终将被人类战胜，胜利必将属于世界人民！”（来源：外交部政策规划司、秘书工作）